以数字化、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扑面而来。在这场已拉开大幕的产业革命中,移动互联、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正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生产组织形态、国家治理形态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前所未有。
全国社保基金坚持长期投资、责任投资、价值投资理念,抓住经济发展中的趋势性投资机会,获得长期超额收益。数字经济无疑是社保基金资产配置的重要方向。数字经济如何影响世界?未来又有哪些趋势?面对这一新兴产业革命,社保基金等社会资本如何开展投资布局?为此,我们专访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陈文辉。
数字经济水平决定国家发展前景
《21世纪》:如何看待当前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和此前几次工业革命的不同?
陈文辉:世界经济论坛将人工智能定义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石。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已趋于成熟,已在智能推荐、语音识别和机器视觉等领域得以商用,拉开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序幕。
在人类历史不同发展阶段,主要生产要素各不相同。农业社会,粮食短缺是社会发展的瓶颈,因此土地成为主要生产要素。到了工业文明时期,逐步统一的全球市场不断提升生产效率,资本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指挥棒,成为主要生产要素。21世纪是人工智能的时代,计算机通过对海量数据(603138,股吧)的学习,不断逼近甚至超越人类能力,替代人工完成复杂任务。这个过程中,数据正在逐步取代资本成为主要生产要素。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据收集、存储和计算的成本不断降低,人工智能将加速向全行业渗透。未来5-10年,人工智能与海量工业数据结合将开启工业互联网主导的智能生产时代;智能穿戴设备对数据大规模采集,叠加人工智能技术,将对现代医疗产生颠覆性影响;万物互联下城市智能大脑也有望更好地提升生产效率、促进分配公平。
《21世纪》:工业革命往往改变国家的命运,并会重塑世界格局。你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将给世界格局带来哪些影响?
陈文辉:数字经济的发展积累了大量数据,不断降低数据处理成本,提升数据质量,是人工智能大规模商业应用的基础,数字经济正在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标识。观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以预测一国未来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
一是中美两国遥遥领先其他经济体,是仅有的两个有能力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国家。从数字经济规模看,美国超过12万亿美元,全球最大;中国4万7千亿美元,排名第二。其他规模在1万亿美元以上的国家还有德国、日本、英国、法国,但体量远远落后于中美(见图1)。从头部企业来看,分化更明显,全球市值前十的科技公司中,美国占8家,中国占2家。
二是部分国家优势产业得以延续,有望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取得领先。德国是传统制造业强国,工业设备信息化程度高,政府率先实施工业4.0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的应用,继续走在世界前列。日韩在半导体制造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人工智能时代对计算和存储的要求更高,芯片及其相关产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两国亦将保持领先的国际地位。印度数字经济规模接近5500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中属高水平。印度人口众多,有较好的软件产业基础,发展人工智能具有一定优势,有机会利用新的工业革命实现赶超。
三是一些国家传统优势难以维系,国际地位可能出现下滑。数字经济时代需要重构以云计算为核心的软件架构,英法及北欧在传统软件行业的领先优势反而成为变革的阻力,面临国际竞争力下降的风险。以沙特为代表的能源出口国随着石油价格不断下滑,国际影响力日渐式微。俄罗斯数字经济规模仅有2900亿美元,尚不及墨西哥、巴西,数字经济竞争力已落后于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
得平台者得天下
《21世纪》:数字经济时代,什么样的企业会成为领军者?
陈文辉:数字经济时代,得平台者得天下。企业前期为获取用户和搭建系统投资巨大,但运营后,由于数据具有可复制、非排他、易传输等特性,拓展业务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且通用性极强,最大限度实现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先发优势显著,马太效应极强。此外,平台型企业有利于增强用户粘性,形成数据闭环,可充分挖掘数据价值。
中国抓住人口多、市场大的优势,最大化发挥网络效应,在消费互联网领域孵化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平台企业。阿里巴巴和腾讯以其强大的引流能力为切入点,通过内生增长和外延并购不断拓展业务,形成了丰富的生态体系,市值都超过7000亿美金,跻身世界十强。京东、美团、拼多多、字节跳动等,在各自细分领域迅速崛起,并以此为基础向关联领域延展,平台优势显著。
《21世纪》:数字技术对工业的改造被世界各国视为这一轮工业革命的关键。如何看待我们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前景?
陈文辉:我国在消费互联网领域已与美国呈现两强对垒之势,但在工业领域,由于产业结构及历史原因,我们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2018年,韩国、德国、美国工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比重均超过三成,而我国仅为18.3%。
工业互联网是实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一跃,中国要想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领跑,必须加大工业数字经济发展力度,尽快培育出先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近年来,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考虑数字化转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这一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阿里云、腾讯云已通过2C业务实现了规模经济,满足工业生产要求的5G网络大规模部署商用,中小企业联网和上云的成本大幅下降,我国工业互联网将在今年迎来爆发式增长。
中国制造业基础雄厚,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有近4000万家中小企业,数量世界第一(见图2)。中国还拥有世界第一的软件人才资源(在2019年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称,中国软件(600536,股吧)人才资源世界第一,论勤奋程度没人能比,不搞软件产业非常可惜。)和完善的风险投资体系。只要有足够多的企业加入工业互联网,就能产生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形成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吸引资本和人才持续聚集,培育出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利用大量中小企业沉淀的海量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我国在工业领域的弯道超车。
图2:主要经济体中小企业数量
资料来源:CEIC
数字经济中的投资机会
《21世纪》:过往的工业革命离不开资本的支撑,而资本也会随着工业革命的成功不断壮大。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会扮演怎样的角色?
陈文辉:与传统产业相比,数字经济的发展更需要资本的支持。数字经济基础产业大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如半导体产业,资本开支对行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此外,要成为平台企业也需要资本持续投入,许多互联网公司发展过程中一直在烧钱,前期主要用于IT设施和数据系统建设,后期大多用来补贴用户以拓展新业务。一些企业规模很大,估值很高,甚至已经上市了,但仍处于亏损状态,融资需求依然旺盛。
《21世纪》:具体来说,资本如何分享数字革命的成果?
陈文辉:资本只有抓住产业变迁的规律才能取得超额投资收益。纵观美国近200年行业变迁,铁路、电话、汽车、互联网等,每个行业都经历了快速增长和衰退期。投资人一定要认清产业变迁规律,在新产业快速成长期开展投资,当前正是布局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的最佳时机(见图3)。
图3 :美国近200年来行业增速变迁
资料来源:中国信通院
投资数字经济一定要紧扣国家发展战略,分层布局,促进产业形成良好生态。
一是投资平台型企业,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型企业具有显著的先发优势和马太效应,投资平台企业将加快企业开展全球布局,在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目前市值最大的科技公司仍以美国企业为主,未来中美在榜单上至少是平分秋色,美团、字节跳动、拼多多等新兴平台,都有成为世界级企业的机会,具备较好的投资价值。
二是投资私募股权基金,提前布局工业互联网。数字经济在消费领域已进入成熟阶段,但在工业领域才刚刚起步,许多企业仍处于早期阶段。数字经济时代,马太效应显著,最后往往是赢者通吃,直接投资早期企业风险极高。投资人可选择优秀的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利用管理人专业的知识构建投资组合,分散风险,实现在工业互联网领域的投资布局。
三是抓住半导体领域国产替代机会,打造中国自己的“杀手锏”。半导体产业是数字经济的基础,更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根基。未来十年,万物互联,物联网设备将从百亿级上升至千亿级,由此产生海量数据,对存储、计算的需求将以指数趋势增长,半导体市场巨大。半导体产业链较长、分工精细,我国在多个环节受制于人。国家鼓励半导体产业尽快实现国产替代,企业也意识到依赖国外厂商随时有被卡脖子的风险,不断增长的国内需求,将为国产替代投资带来丰厚的回报。只有在产业链核心环节培育出中国自己的“杀手锏”,才能对外形成有效反制,消除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隐患。
监管要前松后紧 抓大放小
《21世纪》:在监管政策上,要让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什么建议?
陈文辉:中国数字经济能取得快速发展,得益于宽松的监管环境,但数字经济未来的长远发展,更离不开有效的监管。互联网发展初期,政府采取了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用户隐私保护意识不强,愿意出让部分个人信息去换取互联网提供的便利,客观上降低了企业收集数据的成本,加快了平台企业形成。但随着消费互联网逐步成熟,一些互联网巨头已经具备“一个平台、服务全国”的特点,成为了准公共基础设施。于此同时,用户隐私保护缺失、算法歧视、虚假信息和平台垄断等问题频发,公众对加强监管的呼声越来越强。另一方面,我国产业互联网即将迎来快速发展,与个人数据不同,产业数据是企业的重要商密,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仅仅依靠平台的自律,难以使企业放心。因此,加强数字经济的监管是大势所趋,行之有效的监管有助于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也是对投资人长期利益的保护。
在监管方式上,建议前松后紧,抓大放小。前期审慎包容有利于培育新业态,抓住先发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后期加强监管有利于创造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环境,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监管要牵住平台企业这个牛鼻子,通过加大股权投资,派驻合规高管等方式,加强政府对大型平台的管理能力,最大限度保护公共利益。其他中小企业大多依附于平台生态中,政府可制定监管原则,交由平台负责实施,利用数据和信息技术,实现高效精确监管。
(作者:21世纪经济报道资深研究员,袁新韫 编辑:马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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