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海开源基金合伙人王宏远： 希望像巴菲特和芒格一样干到老

　　证券时报记者 杨波

王宏远至今仍然记得，1997年6月13日，当他风尘仆仆地站在深圳二线关口排队等候查验边防证时，心情激动又忐忑。

那一年他24岁，即将从陕西财经学院（现合并到西安交通大学）硕士毕业，从西安坐了三十几个小时火车来到深圳这个当时称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年轻城市，参加中国首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的面试并被录用。

从此，现任前海开源基金合伙人、战略顾问的王宏远开始了他在证券基金行业丰富而精彩的人生，并成为公募基金行业25年历史的风云人物。

1998年4月，王宏远加盟南方基金，成为基金行业最早一批投研人员。1999年8月，26岁的王宏远出任基金天元的基金经理，成为最年轻的基金经理，并在2000年转任基金开元基金经理后夺取当年业绩冠军。2002年，王宏远赴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做访问学者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2005年7月，王宏远回归南方基金，在2006-2007年大牛市中，因成功投资券商股名声大噪。

在南方基金，王宏远从研究员、基金经理、投资部副总监、总监，一直做到公司投资总监、分管投资的副总经理。

2009年，王宏远离开南方基金，加盟中信证券(600030)任首席投资官、专项投资团队负责人。2013年，他回归公募，出任前海开源基金公司联席董事长，首批实施员工持股叠加王宏远的加入，前海开源基金一亮相就备受关注。十年来，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前海开源基金从零起步，快速发展。

随着前海开源基金不断成长，王宏远逐渐淡出公司事务，从联席董事长退到荣誉董事长，2022年又退到股东层面，以合伙人身份担任公司战略顾问。

日前，证券时报记者独家采访了王宏远。他全面讲述了自己丰富的从业经历，其中不乏精彩的故事以及对行业和投资的深刻思考。面对前海开源基金事业部制得失、股权结构及组织架构、在前海开源扮演的角色等敏感问题，他也坦诚作答。

早期的公募岁月

证券时报记者：请讲讲你的早期经历，什么时候与股市结缘？

王宏远：1993年我在陕西财经学院念大三时，暑假勤工俭学赚了两三千块钱，留了一点考研的费用，剩下的钱我全部买了原始股。当时在陕西省政府附近的西安新城广场，有许多人在街边摆摊售卖原始股票，这个草根版的一级半市场，是我股票生涯的启蒙地。

1994年我考上本校研究生后，正式开户炒股，交了不少学费，把买原始股赚的钱基本亏完了，所以我一直对散户的酸甜苦辣特别理解。

证券时报记者：你为什么选择投身公募基金行业？

王宏远：因为对炒股有浓厚兴趣，我硕士毕业论文写的是投资基金，当时我查了很多海外的资料，知道基金是做二级市场投资，正是我兴趣所在。1998年3月看到南方基金的招聘启事，我第一时间发送了简历，很幸运地被录取了。

证券时报记者：在早期，大众对基金的认知很有限。

王宏远：有一次，南方基金在广东肇庆搞党建，中午在附近餐馆订了几桌，没想到过去一看，桌上的牌子上写着“南方鸡精”，大家相视苦笑，那时候知道基金为何物的人特别少，错把基金当鸡精的故事很多。

见识神秘市场力量

证券时报记者：1999年8月，你开始管理天元基金，为什么一年多就升到投资岗？

王宏远：1998年有5只公募基金，基金开元业绩倒数第一。高良玉总上任总经理后，1999年初拿出4亿让我们8个研究员每人管5000万元，很简单，谁业绩第一就可以当基金经理。当时市场比较低迷，到1999年的“5·19”行情前，市场下跌超过10%，我们8个人中有7个亏钱，我赚了20%，侥幸胜出。5月份，我开始参与管理开元基金，8月基金天元成立，领导安排我任基金经理，记得基金天元上市时，我还去深交所敲了钟。

证券时报记者：1999年的“5·19”行情是否给你留下了较深印象？

王宏远：记得我们当时是几个人轮流执周，“5·19”当天我负责，我们有一只新股刚好到配售期，我们在卖出时发现越卖越不对，过去是一卖股价就下跌，那天不管放多少卖单，都有大量的买单蜂拥而至，我们又试着卖别的股票，依然有很大的买盘，跟过去一年多的熊市大不一样。我们中午紧急开会讨论，大家一致感觉市场出现了重大变化，可能转势了，最后决定，下午把卖单全部撤掉，反手开始加仓。

“5·19”行情让我第一次认识到市场无形之手的力量，加深了对市场的敬畏。二十多年过去了，每一次重大转势，最底部往往既不是基金也不是券商买出来的，身边的机构都没有加仓，为什么市场突然就起来了？这就是市场神秘的力量，高手在民间，但绝不是指一个人一个机构，或几个人几家机构，而是种种因素形成的市场合力。为什么我后来多次敢在市场极度低迷、大家都很悲观时战略加仓，因为我知道，即使99%以上的机构看空，也并不表示市场没有机会。

证券时报记者：你什么时候开始负责投研管理工作？

王宏远：1999年，我被提为投资部副总监，当时有三个副总监，没有正职，领导安排我主持部门工作。2000年3月，公司分管投资的副总经理辞职到国外上学后，投研体系就由我全盘负责。

“5·19”行情后，公募基金的投资业绩很好，受到了市场和投资者的认可，大量证券公司精英开始转向公募基金，用人门槛也提高了。如果晚一年多，我这个陕西财经学院和特区证券的组合经历，根本就进不了南方基金，所以，有时候选择和机遇真的很重要。

西学中用获优良业绩

证券时报记者：你从2002年9月出国学习，当时为什么考虑出国？

王宏远：2001年，A股市场上以银广夏为代表的一批热门股泡沫破灭，市场开始进入漫漫熊途，基金业发展也进入了瓶颈期。我深感过去熟悉的投资方法论和体系有很多弊端，不可持续，很希望能到国外学习成熟机构的先进经验。

汇丰银行在早期曾希望入股南方基金，双方谈了好久，中间我提出想去汇丰银行的英国总部学习，结果合资没谈成，就变成了自谋生路。经朋友介绍，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英国皇家国院事务研究所（RIIA）学习了大半年。

证券时报记者：这一时期你有什么收获？

王宏远：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系统地学习，也第一次有了国际视野。当时，各国政要去英国访问，通常会去英国国会或RIIA演讲，观众主要是英国智库、学者、退休政府官员等。不过，在RIIA学习没有学位，我开始申请到国外大学读硕士。2003年7月4日，我从伦敦飞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因为英语比较薄弱，我要先上夏季课程。

证券时报记者：在投资方面，你具体有什么收获？

王宏远：我们在跟索罗斯公司的全球投资总监聊天时，他说中国在加入WTO后，股票市场应该会有一轮非常大的牛市， 而他在日本投资的经验是，在一轮大牛市中，券商股的涨幅跟银行股衍生品的涨幅差不多，他跟我们说：“年轻人，当你们国家有一轮大牛市时，一定不要忘记，买入你们国家的‘野村证券’（龙头证券公司）。”

2005年7月，我完成学业后回到南方基金管理产品，重仓配置了券商股。2006年牛市到来，券商股大涨，为我管理的产品净值增长做了很大贡献。

证券时报记者：2009年你离开南方基金，加盟中信证券，为什么做出这一选择？

王宏远：我在南方基金11年，一直是做相对收益，但2008年公募基金第一名也亏了30%多，令我感到很困惑。因此，我想尝试做绝对收益，希望能补上绝对收益的投资实践，所以选择到中信证券。券商自营是绝对收益的做法，亏10%就会预警，亏15%左右则会强行平仓。

加盟前海开源基金

证券时报记者：2013年，你以前海开源基金联席董事长的身份重回公募，当时怎么考虑？

王宏远：2012年底，新《基金法》公布，员工可以成为基金公司的股东，这促使我考虑回归公募。前海开源基金由开源证券发起，开源证券是我老家陕西的公司，对我比较熟悉，公司领导找到我，让我负责组建团队，招收一批优秀的人才。他们深知基金行业必须尊重人才，同意对核心员工实施股权激励，前海开源可能是首家在公司章程和发起人协议里写明要做股权激励的公司。

证券时报记者：你的身份是前海开源联席董事长，为什么没有在经营管理层任职？

王宏远：我是投资出身，不擅长日常的经营管理，不适合当总经理，而更适合在专业方面发挥作用，另外，我希望能发挥自己的强项，在公司制度建设、文化建设、人才梯队培养方面做一些贡献。综合考虑，在初期我就以并列第一大股东法人的身份，兼任公司的联席董事长，这在海外成熟的资管机构中比较常见。

证券时报记者：接手前海开源基金时，你对公司有什么规划？

王宏远：在早期，大家说起前海开源，难免就会提到王宏远，但一人独秀的公司是不能长久的，所以，我在制度设计中，最重要的抓手是要把前海开源从一人公司变成一个团队的公司。一开始，业内比较认同的投研核心可能只有我一个，后来增加了曲扬、邱杰、杨德龙、崔宸龙等4位明星基金经理，再后来又增加了若干朵“小花”。

我现在出去参加活动，常常有人问，你是杨德龙公司的吧？你是崔宸龙公司的吧？我每次都很高兴地回答说“是”。这说明前海开源已经从一人独秀的公司变成一个由众多优秀人才共同组成的团队，感觉特别欣慰。

证券时报记者：请讲讲前海开源的员工持股平台。

王宏远：我们员工持股是两层体系：一是真实股东有将近50个合伙人，我与上述4位明星基金经理是普通合伙人，其他40多人为有限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是实际决策者。资产管理公司必须有深厚的投研底蕴，投研人才是精品中的精品，人才中的人才，所以我们5位普通合伙人都是投研背景。

二是事业合伙人，股东从税前利润中拿出10%的分红权，分配给核心员工，相当于虚拟股权，大约覆盖120名员工。

按照监管精神，我们更加注重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增加长期激励跟递延发放的比例，员工激励与分红要分三到四年发放。

希望像巴菲特

和芒格一样干到老

证券时报记者：你从联席董事长退到荣誉董事长，现在又退到公司战略顾问，为什么不断退出？

王宏远：比尔·盖茨跟巴菲特有过一段对话，盖茨说：“我每天每个时间段都安排得很满，要见很多人。”巴菲特则说：“我大部分时间不见人，因为我要思考。”我觉得自己可能更像巴菲特，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思考，因此，在公司制度设计差不多完成，人才梯队的培养机制也建立起来，各项发展逐渐上轨道后，我就从董事会层面退到了股东层面，代表股东做公司的战略顾问。在我的聘任书里明确写明不参与公司董事会、经营管理层的日常管理等，不参加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投决会等，我将更多时间用于思考，比主持开会、解决具体问题，对公司可能会更有用一些。

证券时报记者：回望过去前海开源近十年的发展，你是否有遗憾？

王宏远：主要在三个方面有一些遗憾：一是公司业务发展不平衡，股强债弱。不过，我们近期引进了在保险业管过数千亿资金、有20多年经验的优秀固收人才，加强了团队建设，未来这一状况有望改观。

二是公司发展初期推行事业部制，造成了一些遗留问题，后来经过反思，我们取消了事业部制，更加注重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但仍有个别历史问题还在积极解决中。

三是员工持股比较有限，目前拿不出更多股权激励新成长起来的优秀员工，我们也希望相关政策能够有所放松，由一群专业人员组成的合伙企业在未来也能够做基金公司的主要股东，这样公司可以吸引并留住更多人才。

证券时报记者：你希望在前海开源干到什么时候？

王宏远：前海开源基金不会强制要求员工到了年龄就退休，我们的核心投研人员完全可以像巴菲特和芒格一样干到80岁、90岁。对职业投资人来说，60岁可能才刚刚开始。中国资产管理行业也需要经验的积累和传承，我们也始终希望能更好地为持有人服务。

证券时报记者：基金业是人才的行业，你们怎么发现人才、提拔人才？

王宏远：中国有句古话，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伯乐应该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伯乐应该是人还是一种机制？人总会有认知偏差，所以伯乐不应该是一个人或几个人，伯乐更应该是一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