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基金经理变动档案：96家公司233人离职 “业内跳槽”成为新主流丨基金经理X档案

　　由于私募基金行业转为“红海”，经营门槛及展业难度快速上升，加上太多不成功的“奔私”案例以及公募激励机制日渐完善，2019年基金经理更多是在行业内部流动

　　《投资时报》记者  齐文健

　　尽管2019年公募基金集体交出了较为亮丽的业绩答卷，但依旧难以掩盖人才流失的尴尬。

　　Wind数据显示，纳入统计的140家公募基金公司中，有233名基金经理在2019年离职，创下近三年新高，共涉及基金公司96家（包括有公募牌照的券商、券商资管）。

　　在2017年、2018年，公募基金行业离职的基金经理数量分别为170名、194名。不过，此前另一个高峰是2015年。彼时，公募圈掀起一股“奔私”潮流，当年离职基金经理多达302人。

　　去年发生基金经理离职的96家公司中，不仅有博时基金、广发基金等头部公司，还有益民基金、东吴基金、中科沃土等中小型基金公司。

　　对基金经理大规模离职的现象，一位业内人士向《投资时报》记者表示，与2015年相比，2019年的情况又有所差异，由于私募基金行业转为“红海”，经营门槛及展业难度快速上升，加上太多不成功的“奔私”案例以及公募激励机制日渐完善，2019年基金经理更多是在行业内部流动。

　　96家公司基金经理离职

　　在新基金发行数量及份额均创新高、部分存量基金赚钱效应凸显的背景下，公募基金经理的离职潮却来得愈发“汹涌”。

　　Wind数据显示，2019年离职基金经理人数为233名，同比增加20%。2017年、2018年这个数据分别为170名、194名。

　　具体来看，离职人数最多的是广发基金、泰达宏利基金、汇添富基金，共有7名基金经理离职，紧随其后的是平安基金、创金合信基金、鹏华基金、中信保诚基金、东方基金，均有6名基金经理离职，而申万菱信、上投摩根、国投瑞银、民生加银、兴银基金、天治基金等30家基金公司离职基金经理数在3至5名之间。

　　若根据基金经理变动率排名，截至2019年末，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变动率为400%，排名第一；弘毅远方基金的基金经理变动率为300%，排名第二；国融基金以200%的基金经理变动率位居第三，嘉和基金、中科沃土基金、永赢基金、方正富邦基金、红土创新基金、新沃基金、凯石基金的基金经理变动率均在100%以上。

　　同时，公募行业2019年新聘了462名基金经理，而2017年、2018年这个数据分别为420名、410名，亦创下近三年新高。其中，嘉实基金(博客,微博)、易方达基金全年均新聘12名基金经理，国联安基金、天弘基金、南方基金、富国基金(博客,微博)新聘基金经理数量均为9名，永赢基金、长信基金、平安基金、银华基金(博客,微博)、华夏基金、工银瑞信基金均新聘8名基金经理。

　　业绩表现或是离职导火索

　　公募基金属于人才密集型行业。正常而言，一个硕士应届毕业生，从助理研究员到基金经理需要5年以上时间。在“渡劫”成功之后，是何原因导致基金经理选择离开？

　　一位基金从业人士向《投资时报》记者表示，其原因离不开业绩表现，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业绩亮眼，一种是业绩乏力。

　　业绩优秀的基金经理离职是因为找到了更好的去处。这其中有小公司跳到大公司的，原因是大公司提供了更好的薪酬水平以及更强的募资能力；当然也不乏大公司跳槽到小公司的情况，原因是大公司人才济济，容易遇到职业发展瓶颈，而小公司提供了更高的职位和更灵活的激励机制。

　　而业绩不佳的基金经理，离职往往是因为遭遇较大压力，比如由于“末位淘汰制”被动离开，或者自己主动换个平台，谋求业绩的转变。

　　上述人士还提及，A股市场赚钱效应显现时，往往会伴随行业人才流动的加剧，例如2015年牛市就引发一波著名的“奔私大军”。

　　2019年A股市场呈现结构性行情，虽说部分基金经理因重仓消费、科技股赚得盆满钵满，但也不乏一些基金经理因踏空行情业绩惨淡而“被迫”离职。

　　以离职基金经理数最多的泰达宏利基金为例，其离职基金经理中有王佳宇此类任职期回报尚可的基金经理，也有陈丹琳、邓艺颖、李坤元任期回报不佳的基金经理。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1月18日，王佳宇共管理20只基金（各份额分开计算）。其中，泰达宏利京元宝A/B、泰达宏利货币A/B、泰达宏利宏达A/B、泰达宏利淘利A/C、泰达宏利纯利A/C、泰达宏利恒利A/C及泰达宏利集利C13只基金的任职回报均超过10%，总体业绩可圈可点。

　　但陈丹琳、邓艺颖、李坤元任期回报却不太理想。Wind数据显示，陈丹琳2015年6月3日至2019年8月9日管理的泰达宏利蓝筹价值任职回报为-34%，年化回报为-9.45%，同类排名为242/459；她自2015年4月3日至2019年8月9日所管理的泰达宏利行业精选任职回报为-24.33%，年化回报为-6.2%，同类排名为367/450。

　　邓艺颖自2015年4月3日接手泰达宏利红利先锋后，于2019年1月9日离职，在她管理该基金近四年的时间里，任职回报为-36.49%，年化回报为-11.34%，同类排名为360/450。

　　根据基金年报，截至2018年末，泰达宏利红利先锋过去三年份额净值增长率为-36.68%，跑输业绩比较基准-21.51%，且该基金至2018年四季度末管理规模仅为1.16亿元。

　　李坤元2015年5月14日至2019年12月20日管理泰达宏利市值优选，任职回报为-42.09%，年化回报为-11.19%，同类排名为433/455。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该基金管理规模为11.01亿元，较李坤元接手时规模缩水12.58亿元。

　　除了因业绩不佳之外，也有一些寻求“大厂”机会而选择跳槽的明星基金经理。譬如，圆信永丰基金前首席投资官洪流，他于2019年1月末离职，旗下所管理的6只基金更换掌舵者，随后“转会”嘉实基金。目前，洪流管理着嘉实策略混合、嘉实价值成长、嘉实瑞红三年定开、嘉实多元债A/B。

　　就明星基金经理离职对基金公司的影响，上述基金从业人士表示，这对于大中小型基金公司的影响都会很大，原因在于：第一，无论直销客户还是代销客户，都会对离职后的基金业绩产生质疑，产品短期会面临赎回压力；第二，会影响重要客户对于该公司投研团队稳定性的评分，从而影响重要项目竞标的成功率；第三，如果新接任的基金经理不能维持好的业绩，会引发客户投诉及负面舆论等不良后果；第四，会给投研团队其他成员带来压力。

　　“实际上，明星基金经理离职之痛一直存在，公募基金行业在十年前就开始努力淡化明星效应，重视团队整体实力建设和宣传，目的便是尽量弱化明星基金经理离职的不良反应。在海外发达国家市场，也经历过同样的阶段，宣传重点从个人转向团队。然而，基金公司也好，代销渠道也好，个人明星的‘带货’效应使得公司在宣传上仍然很难绕开个人，在如今全民热捧网红、大V的时代，个人和团队宣传并重的可能性更高。”上述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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